促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是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破解科技和經濟“兩張皮”現象的關鍵抓手。科技創新各個環節銜接不緊湊，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不順暢，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培育。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引領作用，加強創新資源統籌和力量組織，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因此，本文將重點圍繞三個問題展開討論：第一，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下，為什么要高度重視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發展？第二，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的主要模式有哪些？第三，在邁向高水平科技自主自強新階段，制約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堵點在何處，又如何突破？在此基礎上，從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出發，加快構建支持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真正將科技創新成果廣泛轉化為產業創新發展的內在需要，更好地適應科技創新加速迭代、產業范式深刻變革的時代要求。

一、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下必須推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發展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的必然要求和戰略舉措。國際格局的深刻演變，對我國科技創新的戰略目標和機制構建都提出了新要求。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必須始終把創新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動力，深刻把握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所面臨的新機遇新挑戰，不斷塑造高質量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一）引領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時代需要

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進入以人工智能為重要驅動、前沿技術多點突破又相互支撐的深度融合階段，特別是通用人工智能（AGI）深度研發逐漸賦予人工智能系統自我理解和自主控制的性能，使得“人—機—物”三元融合不斷深入。還應看到，人工智能技術已經對相關領域的科學研發和社會生產活動產生重要影響，進一步縮短了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研發到產業化的周期。從2024年諾貝爾獎科學類獎項評選結果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作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正在推動科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許多顛覆性創新成果正加速催生新的產業組織和商業模式，越來越多的新產業新業態快速涌現。科技革命作為產業革命先導的趨勢日益顯著，為產業變革由新業態培育到新產業崛起奠定了堅實基礎，也倒逼我們必須適應科學范式轉變帶來的新治理架構，并促進新技術在產業發展中的應用迭代。回顧科技革命史，第一次科技革命開啟人類工業化時代，推動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個科技強國。第二次科技革命開啟電氣時代，推動德國、法國、英國等策源地成為當時的世界科技強國。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人類進入信息化時代，推動美國成長為世界科技強國并延續至今。由于歷史原因，我們錯過了引領和深度參與前三次科技革命的機會。面對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必須充分做好各方面準備，搶抓這一輪科技革命主導權，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發展，這不僅是中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然要求，更是新時代新征程實現追趕超越的歷史使命。

（二）應對日趨激烈的大國競爭的戰略需要

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不穩定、不確定性加劇，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更趨嚴峻復雜。與此同時，科技日漸成為大國國力積聚的首要驅動力量，而科技競爭則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近年來，全球各國紛紛強化科技創新前沿領域和未來產業布局，加緊構建科技和產業競爭新規則，力圖搶占新一輪大國競爭主動權，全球科技研發增長遠遠快于經濟、貿易與投資增長。例如，美國正逐步通過結構性技術權力重塑國際戰略格局，實施“小院高墻”科技競爭策略，以管控戰略性新興技術與創新要素向競爭對手國家流動，同時發布《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標準戰略》，不斷強化美國在國際標準制定中的領導力。又如，歐盟提出以規則和價值塑造為先導的技術主權戰略，推出《塑造歐洲的數字未來》《歐盟數據戰略》《人工智能白皮書》三份科技戰略報告，進一步鞏固歐盟及成員國在全球數字經濟領域的地位。通過《歐洲經濟安全戰略》，歐盟列出了十個關鍵技術領域清單，并發起了應對供應鏈彈性風險、關鍵基礎設施物理和網絡安全風險、技術安全和技術泄露相關風險，以及經濟依賴或經濟脅迫武器化風險的一系列行動。可見，各方未來爭奪全球前沿技術制高點的競爭只會更加激烈，且都將科技變革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礎核心能力。邁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就需要兼顧搶抓科技革命先機和確保產業技術安全可控，從科技支撐引領產業發展向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發展轉變。

（三）重塑產業鏈供應鏈韌性與安全的實踐需要

近年來，通過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我國科技整體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突破，在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技術封鎖、市場壟斷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但重要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風險依然存在，需要在基礎原材料、高端芯片、工業軟件、化學制劑等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上全力攻堅。在一個更多考慮策略性互動、競爭與國家安全的時代，安全議題會改變全球供應網絡的激勵和建構要求。應當看到，真正推動全球貿易的主導力量不是各國政府層面推動的政策協調，而是追求全球價值的跨國公司之間的聯系。跨國公司為了保障供應鏈安全，也更傾向于將產能重新布局到接近目標市場且具有成本優勢的區域。從自身發展來看，我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面臨的原始創新能力不足、重大科技創新成果產業化進程較慢、創新鏈產業鏈缺乏協同等問題始終未能得到有效解決。特別需要關注的是，在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傳統的線性創新結構將被打破，創新的速度和幅度、主導技術路線的選擇更具不確定性，技術迭代的速度更快，既有產業鏈條、技術路線受沖擊的風險增加。因此，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與安全，必須堅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既要不斷累積核心技術攻關能力和水平，進一步提高關鍵技術環節國產化比例，也要積極部署顛覆性技術路線，探索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發展新路徑，最大程度實現產業鏈關鍵環節的自主可控，以及供應鏈布局上下游的成本控制最優。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研發經費投入持續快速增長，科技產出量質齊升，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支撐和引領作用不斷顯現，已逐步從創新驅動發展邁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首先，從研發經費投入看，2023年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超過3.3萬億元，是2012年的3.2倍，位居世界第二位；全社會基礎研究投入持續增加，從2012年的498.8億元提高到2023年的2259.1億元，占全社會研發投入比例從4.8%升至6.7%以上。相應地，研發經費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12年的1.98%持續增長到2023年的2.65%，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其次，從專利申請及擁有情況看，2023年，中國發明專利申請授權數為92.1萬項，是2012年的4.2倍。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從2012年的1.9萬件增加到2023年的近7萬件，連續五年居于世界首位。最后，從企業創新主體看，2023年，中國企業科技投入占全社會研發投入的比例為77.7%，高于研發機構的11.6%和高等院校的8.3%。調查顯示，2023年規模以上企業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減免稅的企業數達14.7萬家。全球研發投入2500強中，總部位于中國的企業數量從2013年的199家增長到2022年的679家，先后超過日本和歐盟，穩居全球第2位。

二、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的模式演進

沒有科技創新就沒有產業質變，也無法真正形成新質生產力，脫離科技創新的產業創新也只能停留在商業模式創新層面。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更多需要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堅定不移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從后發國家創新追趕演進過程看，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大致有跟隨模仿創新、自主內源創新、開放協同創新三種模式。

（一）跟隨模仿創新

跟隨模仿創新是在引進、模仿、吸收基礎上的創新。已有研究顯示，技術變革和技術追趕是非中性的，后發國家的技術模仿并不必然帶來趕超，二戰后的欠發達國家在歷經20～50年追趕后多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相比之下，中國的技術追趕源于開放型經濟體制，同時立足后發比較優勢，不斷提升技術學習效率，實現了從消化吸收到改進式創新的演變。

第一，技術引進是跟隨模仿創新的前提基礎。技術引進的主要對象包括生產工藝、制造設備、技術標準、產品材料配方等。改革開放初期，通過“兩頭在外”“三來一補”方式在進口西方國家的成套設備的同時，直接引進各國的領先技術。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通過“以市場換技術、以產頂進”策略對外資開放中國市場，允許各類主體在境內的“三資”企業購買技術和知識產權以替代進口。

第二，消化吸收是跟隨模仿創新的關鍵環節。一方面，政府引導國內企業通過“逆向工程”學習進行復制性模仿，通常包含引進技術后的拆解試驗，按照原有圖樣、配料、工藝、方法不斷仿制，從而實現基本工藝、成套技術方面的快速積累。另一方面，隨著《專利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法規出臺，我國企業通過技術和知識產權的許可、轉讓等方式獲得國外已有先進技術的路徑被打通。

第三，改進創新是跟隨模仿創新的最高層級。改進創新并非簡單意義上的“模仿”，而是特別強調后發國家對發達國家科學技術的引進、學習、消化和再創新的過程。實踐證明，復雜系統產品的核心技術無法靠市場換來，如果核心技術不成熟、設備可靠性和穩定性不高，一個國家就難以實現自主創新的真正發展。改進創新需要在打破傳統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逐步擁有從生產組裝邁向研發核心零部件和關鍵原材料的能力，實現價值鏈兩端的攀升，這是一個技術自主可控、高端集成引領的過程。

（二）自主內源創新

自主內源創新是由跟隨模仿向原始創新過渡的形態，主要以高校、科研院所直接進入市場方式，推動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這一過程中，首先要搭建科技成果研發與技術所有權和使用權轉讓之間的橋梁，然后通過各類科技中介服務的導入，伴隨著技術擴散和技術創新，使創新逐步完成產品化、商品化和產業化。在這一過程中，后發國家創新型企業會基于科技成果的技術含量和潛在市場需求，站在較高技術起點進行快速追趕，獲取尚未被先發國家占領的市場。

第一，科研院所轉制是自主內源創新的初始動力。科研機構從政府部門直屬事業單位轉變為直接參與市場競爭的企業，讓科技人才自由流動，開展面向市場需求的科研工作，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最直接的方式。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開展了大規模科研院所轉制的改革探索，鼓勵科研機構開拓技術市場，促使應用型科研機構向企業化方向轉制。

第二，推動權屬轉讓是自主內源創新的制度破冰。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為代表的科技成果供應方將其所研發的科技成果提供給企業，政府則通過政策引導、項目資助、搭建平臺等方式推動科技成果供求雙方建立聯系。在實踐探索與政策互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自主投資、轉讓他人、許可使用、合作與投資轉化、作價投資等多種方式。進入新發展階段，一些地區積極探索推進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相繼涌現出“科研團隊控股+技術經紀人持股跟投”“分期賦權+轉讓部分權屬+實施許可”“科技成果作價投資+技術參股”等新模式。

第三，科技中介服務是自主內源創新的孵化加速器。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通常需要跨越三次“死亡之谷”。其中，從小試中試到產品化是其中關鍵一環，這對于科研機構而言往往成本過高、風險較大，對于企業主體而言難度過高、不確定性較大。每個節點成功與否，會取決于科技成果技術含量及企業實際運營管理等綜合因素。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是加快科技創新、推動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載體，在傳統科技咨詢、技術交易、科技孵化等服務基礎上，更加注重概念驗證中心、小試中試平臺、應用場景基地的統籌布局，不斷提供科技資源優化增值服務。

（三）開放協同創新

開放協同創新是基于產業鏈推動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的一種方式，重點放在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方面，充分發揮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作用。通過垂直、水平和跨界協同，可以實現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之間的聯合。相較于跟隨模仿創新和自主內源創新，開放協同創新體現了由單一鏈條向多元網絡化的產學研合作轉變。面對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新挑戰，后發國家創新型企業更加注重相互賦能，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鏈創新優化升級。

第一，“鏈主”企業是開放協同創新的關鍵抓手。“鏈主”企業在技術領先、市場控制力等方面越具有突出優勢，以需求拉動或供給推動上游供應商成長的可能性就越大，上游投入與技術突破的可能性也越大。同時，結合產業鏈位勢圍繞科學新發現、技術新發明、產業新方向布局新興產業，引導大企業向中小企業開放儀器設備、試驗場地等創新資源要素。

第二，集中攻關是開放協同創新的重要使命。科技自立自強是應對風險挑戰、維護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新形勢下，我國各類“鏈主”企業開始從源頭上重視產業鏈的關鍵核心環節，對于威脅國家安全且高度依賴單一進口的技術產品開展集中攻關，避免陷入“碎片化分散攻關、區域化無序競爭”狀態。在開放協同創新過程中，培育一批協同配套能力突出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積極推動產業鏈供應鏈整體的高端化躍升。

第三，創新集群是開放協同創新的主要形態。多元網絡化的產學研合作通常以創新集群形式存在，創新集群的投入產出環節會關聯驅動上下游產業圍繞創新集群周邊進行空間布局。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從研發設計到生產制造、市場銷售、綜合服務等多個環節的完整產業鏈和具有韌性的供應鏈體系。據工信部官方微信公眾號“工信微報”顯示，自2019年啟動先進制造業集群培育工作以來，至2023年底，45個集群貢獻超過20萬億元，占全國工業增加值超過50%。三、制約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堵點

從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要求來看，還存在一些堵點制約著我國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

（一）科技成果供給與市場實際需求尚不匹配

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仍然是制約當前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的突出問題。現有高質量科技成果供給較為缺乏，沒有足夠多的真正有價值的科技成果實現產業化。有研究顯示，中國前沿科技成果只有10%~30%被應用于實際生產中，能夠真正形成產業的科技成果僅為其中的20%，而發達國家這一指標為60%~70%。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原始創新能力還較為薄弱，基礎技術積累尚未達到產業化水平。當前，仍有相當一部分原創性成果是通過對國外技術進行局部改良獲得，還處于跟隨模仿創新階段。與此同時，產業創新更需要以新質生產力為代表的科技成果，而我國當前的高端芯片、基礎軟件、生物制藥等關鍵核心技術領域仍存在瓶頸制約，難以滿足產業升級需要，也難以保障產業發展的安全可控。產業創新的差距實質上是對我國高校科研院所“最先一公里”的科技創新成果質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也要看到，高校科研院所對目標客戶的市場需求缺乏深度認知，即使科技成果達到相應技術水平要求，也往往難以在上下游各環節之間形成產業化共識。當前，以論文、專利等指標為主的科研評價導向尚未改變。基礎研究可能找到了從0到1創新突破的新方向，但對于如何找到合適的市場應用就會止步不前。這與許多科研立項缺少深入產業需求和市場調查有關，許多高校科研院所科研選題仍以追蹤科學前沿熱點為主。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2023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我國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39.6%，但高校和科研單位發明專利產業化率分別僅為3.9%和13.3%。對于從事應用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而言，亟須兼顧實驗室和市場兩頭，真正把技術成熟度和市場真實需求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將實驗室的科技成果進行落地轉化。唯此，才能邁出打通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堵點的第一步。

（二）中試平臺制度保障和配套服務亟待完善

中試是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過程的關鍵環節，通過聯通上游科研部門與下游產業部門，把試制階段的新產品轉化到實際生產過程進行過渡性試驗和工程技術驗證，有助于降低科研成果在實驗室階段的風險性與不確定性，進而保障批量生產階段的低風險和可靠性。“智研瞻產業研究院”在其《2024—2029年中國中試基地行業發展前景預測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中提出，科技成果經過中試基地驗證后的轉化成功率可以達到50%～80%，而未經中試基地驗證的科技成果，其轉化成功率低于30%。許多科技成果停留在了從高校科研院所到企業、從實驗室到生產線前的“最后一公里”，阻礙了科技成果向新質生產力轉化的進程。總體來看，第三方試驗驗證和認證能力尚不完善，中試平臺資源分布不均衡，缺少行業公認的驗證結果支撐，概念驗證和中試熟化平臺服務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高校院所與高新技術企業之間尚未形成穩定的科技成果轉化共同體。究其原因，一是中試平臺定位不明確，投資建設運營難度大。資源型、共享型、生態型中試平臺牽頭主體各不相同，且在資金、場地、設備等方面需要投入的成本巨大，而對外開放共享相對較少，加上專業人才缺乏、管理和運營機制不完善等問題的存在，導致容易出現“建成的不怎么用、需要用的建不起”等困境。二是各方合作動力不足，存在技術泄露或人才流失等風險，創新主體讓渡中試產品的積極性不高。有些科技成果從小試走向中試熟化尚需一段必要的流程與時間，但在現有評價機制下，科研人員往往憑借這些階段性成果也能夠完成項目驗收，所以缺乏進一步研究和推動成果社會化生產的動力。在讓渡中試產品過程中，少數中試企業出于逐利需求難免會利用機會實施不合規的復制、仿制或違背服務對象意愿將技術資料存檔等行為，中試服務購買方存在技術直接或間接泄露的風險。三是中試平臺生態體系尚未健全，難以形成成果轉化閉環。圍繞科技成果轉化所需的技術熟化、設備驗證、試驗檢測等公共服務亟待進一步完善。向前到科研機構的平臺觸達能力缺乏，向后到孵化器、投資機構和應用場景延展能力不足，這些都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試環節的順利開展。

（三）科技領軍企業創新主體作用尚未充分發揮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關鍵在于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發揮科技領軍企業的引領支撐作用。一方面，科技領軍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主導優勢不明顯。實踐表明，企業如果沒有親自開展研發創新，就找不出技術瓶頸的癥結所在，也就無法較好履行科研任務“出題人”的角色。大多數科技領軍企業的科技投入主要集中在應用研究上，基礎研究投入相對不足，部分科技領軍企業仍依賴于外部技術和專利，導致企業關鍵核心技術存在瓶頸，缺乏自主知識產權。企業在國家科技計劃項目中話語權不足，特別是企業牽頭承擔的科技計劃項目數量少，在國家實驗室、國家工程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中影響力微薄。科技領軍企業的組織實施作用發揮不夠，對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吸納能力不足，以創新聯合體為代表的產學研高效協同的科研組織模式尚處于培育階段，未能有效承擔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責任。另一方面，科技領軍企業與中小企業融通合作不順暢，與高校科研院所對接渠道不通暢。由于科技領軍企業在前沿科技領域產業布局不完善，限制了中小企業在細分領域特殊優勢的發揮。更為重要的是，科技領軍企業對中小企業的技術服務能力與機制欠缺，不僅未能及時共享技術、研發成果或創新資源，還限制了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和人才隊伍培養。科技領軍企業通過內部孵化、戰略投資等方式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模式尚未得到廣泛推廣和運用。許多大中型企業往往寄希望于高校科研院所能夠短期攻克某個技術難題，但忽視了對方缺乏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和專業人員的現實，更很少關注和支持對方關鍵共性技術的研發。目前，在人工智能、半導體、新能源等前沿科技領域，通過科技領軍企業主導產學研融合誕生的技術驅動型“獨角獸”企業較少，導致各類創新主體的資源分散，難以形成合力，限制了跨學科、跨領域創新團隊的組建與發展。

（四）科技前沿攻關與市場規模化推廣之間缺乏協同不同類型產業的創新方式各不相同：有些產業，比如清潔能源等需要供給引領的前沿突破，而人工智能類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離不開供需驅動的快速迭代；還有些產業，如新材料等必須依托需求牽引的融合創新。不同的產業發展技術路徑決定了與科技創新的不同融合程度。總體來看，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領域和未來產業前沿領域應當更多考慮如何進一步增強產業創新體系的能動性。針對邁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科技前沿攻關與市場規模化推廣之間缺乏有效協同，主要表現在：

一是產業界與科研資源和成果的對接機制不暢。產業界研發團隊自下而上參與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對接尚未形成機制化設計，各類創新主體在一些跨學科跨領域的大協作中處于彼此分割、各自為戰的狀態。有些僅停留在特定范圍內的“揭榜掛帥”，高校科研機構一些突破性科研成果和高價值平臺資源合作共享沒有真正建立。

二是高激勵的知識產權分配機制不到位。由于缺乏明確付費標準，合作者不愿意將前期與該產業技術積累的相關知識產權共享，從而導致資源重復、分散投入。在有效促進產業上下游伙伴對持續創新的貢獻與投入上，沒有相應的權益讓渡機制，容易導致競爭優勢的階段性回落。

三是高風險共擔的聯合創新機制不完善。以未來產業為例，最初的技術路線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如果闖不出前沿技術無人區，或者由于顛覆性技術路線不穩定而無法產業化，都會導致形成大量的沉沒成本。多數攻關領域目前仍處于產業創新前期試錯階段，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和不確定性，技術更加接近前沿。在這些領域中，各類創新參與者之間尚未形成緊密的合作協同關系，前期產業技術試錯成本分擔機制仍不成熟。

四、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支撐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融合發展

科技創新是產業創新的內生動力，支撐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還在于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這要求我們持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構建支持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因此，必須聚焦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創新重大科技攻關組織方式，通過“產業鏈主+開放平臺”方式，進一步提升國家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的整體效能。

第一，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強科技前沿協同攻關。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要與“揭榜掛帥”機制相互協同，更加注重首席科學家的作用。堅持“有效率的集中、有分工的協同、有應用的牽引”，鼓勵在科技和產業追趕中采取更靈活敏捷的策略。具體而言，一是更加注重技術引領的前瞻性。從以往的“市場換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技術追趕策略向“技術換技術”“細分市場突破”的技術躍遷策略轉變，依托新技術革命的突破，構建適應不同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的政策體制框架。二是更加注重創新體制的開放性。從原有封閉的組織動員到面向開放市場的協作參與轉變，以關鍵核心技術為突破口，充分發揮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三是更加注重創新主體的協同性。從政府主導下的產學研合作向多中心主體的創新鏈合作轉變，圍繞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進一步明確不同參與主體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四是更加注重創新治理方式的柔韌性。將關注點從各領域、各主體的條塊創新向創新產業鏈的對接機制轉變，圍繞深度融合的關鍵環節，凸顯體制彈性。

第二，完善中試服務支撐體系，搭建各取所需的開放平臺。中試服務平臺要著力突破“只顧建設不管運營”的共性問題，既要通過提供必要的環境與設備，為科研團隊及企業搭建一個貼近真實生產條件的試驗場，也要在合作互動過程中解決激勵不足與風險約束并存的深層次困境。時至今日，不僅一些發達國家在歷次工業化進程中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中試服務體系，我國中試平臺區域布局和市場也已逐漸形成相對完善的格局，一些經驗值得借鑒推廣。當前最為關鍵的是，在中試服務過程中推動樣品讓渡、服務提供、批量生產三方各取所需，從設計定制、工藝開發、封裝測試、原型制作到小批量生產的全流程推動實現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同時，通過市場化的商業模式逐步提升中試服務支撐平臺自我造血能力。其中，對于中試樣品讓渡方而言，主要以高校科研院所和初創型企業為主，必須明晰界定研發費用的分擔機制及進一步試驗產出后成果與收益的歸屬權，同時為在中試環節中獲取的分析檢測數據做好技術過失泄露責任約定；對于中試服務提供方而言，作為概念驗證和中試熟化平臺企業，必須要建立完善技術轉讓、技術服務、技術租賃、技術中介、合作研發、合資成立公司，以及技術秘密與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工作體系和制度流程，進一步提升驗證檢測結果的行業公認度；對于樣品批量生產方而言，要強化與中試環節的試驗數據對接，為產品量產及質量體系認證做好充分準備，進一步縮短車間生產線的運行周期。

第三，優化深度融合制度設計，加快優質科技成果的產業化。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必須分別抓好企業和高校科研院所這兩端，既要發揮科技領軍企業龍頭牽引作用，也要發揮高校科研院所導向擴散作用，聚焦優質科技成果形成快速轉化的通道。實踐中很多的“卡脖子”技術并非緣于技術難以突破，而是因為供應商很難接觸到用戶實際使用的真實場景。因此，一方面，要從制度上落實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鼓勵中小企業科技創新。支持民營企業牽頭或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推動它們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轉化的主體。出臺支持性政策措施，促進創新資源向企業集中，鼓勵民營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力度，通過組建創新聯合體、建設科技創新平臺等方式，面向產業需求共同凝練科技問題、培養科技人才、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加大對自主創新產品的政府采購力度，支持國產先進技術產品快速得到應用，打通科技成果快速產業化的“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要不斷完善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評價機制，按照基礎研究、基礎應用研究、應用研究的類別，基于不同學科領域和評價對象開展分類評價。深入推進“破四唯”，建立健全以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導向的科技人才評價體系。探索建立市場導向的適應性評估機制，加強科技成果預轉化，推動科技創新成果在應用場景和條件相對成熟的領域、區域和行業先行先試。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人才交流通道，暢通人才流動機制。

第四，健全開放協同創新機制，有效集聚國內外創新資源。開放協同創新是新形勢下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模式。首先，堅持開放必須全面深度融入全球創新網絡，要以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為牽引，加強國內創新主體與國際知名院校、跨國公司合作的深度，鼓勵跨國公司在更多重要零部件上使用國內領先供應商的產品和技術。其次，推進協同必須按照“創新資源共聚共享、產業項目共引共推”理念深化對接合作，探索設立“政產學研用”一體化全鏈條平臺，支持龍頭鏈主企業、科技領軍企業發揮產業鏈引領帶動作用和創新生態整合作用，積極參與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制造業強鏈補鏈行動，在產業鏈細分領域深耕拓展。再次，通過健全重大技術攻關風險分散機制，建立科技保險政策體系，降低民營企業參與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門檻和風險。最后，要引導信息、技術、人才等要素集聚和高效流動，增強各類創新政策之間的協同聯動，著力推動政府產業扶持政策、知識產權保護政策、考核評價和獎勵機制同向而行。

結 語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是相互依存、辯證統一的，產業創新需要科技創新來引領，科技創新也需要產業創新來推進。一方面，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的關鍵在于提升原始創新能力，涉及基礎前沿研究投入、科研人員激勵、專業人才培養等方面，以更好促進科研成果與市場需求精準匹配，進而打通科技成果轉化中試環節的“中梗阻”。另一方面，產業創新推進科技創新的關鍵在于增強產業鏈整體競爭力，由做大市場規模向做強創新原動力轉變，切實發揮企業創新主體作用，集中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領域。

來源：科技情報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