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及時將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到具體產業和產業鏈上，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202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并將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作為2025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之一。2025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遼寧考察期間再次指出，要統籌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壯大，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深度重構與國內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的雙重考驗，兩大矛盾愈發凸顯：一是發達國家技術封鎖與“脫鉤斷鏈”動向加劇關鍵領域“卡脖子”風險，二是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動能不足與新興產業核心競爭力亟待培育的結構性矛盾交織。在此背景下，加快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是黨中央從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高度上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支撐。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互動、互促、互融，是實現創新迭代有動力、產業升級有支撐的重要保障，也是實現從“科技強”到“產業強”再到“經濟強”的必由路徑。本文在闡述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內涵特征的基礎上，系統剖析了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賦能機理與現存問題，并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和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內涵特征

（一）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內涵特征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是創新生態系統的高級演進形態，通過科學技術領域的新發現、新發明、新技術等創新成果與產業領域的產品設計、生產流程、商業模式、市場拓展等創新活動的有機結合和相互滲透，實現技術突破與產業升級的協同發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高質量科技供給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底層架構。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基礎是增加高質量科技供給，以科學知識及其創造的技術成果實現生產力的技術革命性突破。高質量科技供給包括原創性科學知識供給和關鍵核心技術供給。原創性科學知識往往孕育于基礎研究的長期積累，不僅能夠拓展人類知識邊界，更可為技術路徑的革新奠定底層邏輯。關鍵核心技術則聚焦于解決產業升級中的瓶頸問題，通過工程化創新將科學原理轉化為可落地的技術方案，其突破方向既包含對現有技術體系的優化重構，也涉及跨領域技術模塊的集成創新。當今科技創新體系呈現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深度耦合的特征，強化原創性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突破能力，是我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構筑競爭優勢、把握發展主動權的必然選擇。

第二，企業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關鍵載體。

企業是科技創新活動的重要組織者和參與者、科技成果的主要應用者、產業轉型升級的直接實踐者。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需充分強化企業在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轉化中的全鏈條主導地位。一方面，企業能夠精準識別產業鏈痛點、迅速捕捉消費者需求，從而圍繞產業薄弱環節和市場急需領域進行靶向技術攻關和產品研發，不斷夯實產業競爭優勢。另一方面，以企業為主體構建“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的創新聯合體，可實現從源頭創新、成果轉化到產業應用的精準銜接，加速創新成果的產業化應用。通過提升企業的創新主觀能動性與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能力，有效促進科技與產業協同發展，提升產業體系質效。

第三，科技成果高效轉化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根本途徑。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本質在于跨越從科學發現到產業化落地的系統性鴻溝。然而，基礎研究的原創性知識突破與應用研究的顛覆性技術創新雖具變革潛力，卻面臨“死亡之谷”的技術成熟度陷阱與“達爾文之海”的市場篩選考驗雙重阻滯。破解這一困局的核心在于構建全鏈條科技成果轉化體系：通過建立概念驗證中心、中試熟化平臺等轉化樞紐，配套風險共擔機制與專業化服務體系，方可使科技創新成果突破重重梗阻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四，數字化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演進方向。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以數字經濟為主導，推進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向不同產業領域深度嵌入，成為數字經濟背景下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主要內容。從技術滲透維度看，數字技術具有跨時空性、強鏈接性、通用性等典型特征，能夠突破傳統技術應用的邊界約束，快速滲透至不同類型的生產活動中。以國產大模型DeepSeek-R1為例，其在發布后的短短兩月之內便已深度融入醫療、金融、政務等領域，顯著提升了診療效率、金融風控精度和政務響應速度，驗證了數字技術跨行業賦能的巨大潛力。從產業創新維度看，數字技術的應用正在重塑產業創新范式。數字技術大幅降低了創新的門檻與成本，催生不同領域的融合與交叉創新。基于數字技術的易用性特征，數字技術與產業的深度融合在實現數字創新產品和服務快速迭代的同時，也在通過“技術雜交”不斷催生新的產業形態。

（二）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內涵特征

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以創新驅動為內核，通過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的先導性突破牽引產業生態升級，依托現代化基礎設施實現要素配置效率躍升，形成先進制造業筑基、現代農業增效、現代服務業賦能的“三元協同”產業結構。2023年5月5日，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推進產業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建設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本特征，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目標。

第一，數字賦能的智能化轉型。

智能化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驅動力，正深刻重構全球產業競爭格局。當前以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為代表的數字技術，不僅實現了生產流程的自動化躍遷，更在產業組織形態、價值創造模式等維度引發系統性變革，使率先完成轉型的國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占據戰略高地。能否在智能化轉型中占據先發優勢，不僅決定著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的戰略位勢，更關乎未來國際競爭主導權的歸屬。

第二，生態優先的綠色化基座。

綠色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現代化產業體系是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針對資源約束趨緊、傳統發展模式粗放、環境污染累積、生態系統脆弱等現實挑戰，亟須以更大力度推動傳統產業綠色化改造、培育壯大綠色新興產業，并加速形成以綠色技術創新為驅動的綠色發展范式，將產業發展全面納入資源高效利用、生態環境嚴格保護、污染物排放精準管控的可持續發展軌道，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并進。

第三，跨界協同的融合化趨勢。

在新技術、新業態與新模式驅動下，產業邊界加速消融，催生出跨領域、跨要素的深度滲透與融合創新，推動產業體系向動態互聯、協同共生的產業生態系統演進。在此過程中，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兩業融合”、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的“實虛共生”尤為突出。產業融合可促使產業體系突破傳統分工壁壘，邁向更高維度的價值整合與生態重構，并通過乘數效應大幅提升產業體系效能。

第四，全鏈貫通的完整性架構。

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礎支撐在于構建不同產業有序銜接、產業鏈上中下游高效貫通的產業網絡。完整性架構的提出，既立足于我國工業體系門類齊全的獨特優勢，又直面當前其“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結構性矛盾，體現了大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既要填補產業鏈缺失環節，又要實現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發新芽”、新興產業蓬勃競發“長成林”、未來產業前瞻布局“育新苗”，形成層級完善、梯次銜接的產業生態。

第五，創新引領的先進性內核。

作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特質，先進性體現為三個層級的躍升：在資源配置維度，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在低質低效領域暢通流動至高質高效領域，推動資源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在價值鏈維度，推動產業鏈價值鏈向研發設計、品牌服務、精密制造等高端環節延伸，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在動力機制維度，形成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的持續進化體系，通過廣泛應用數字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等，推動產業形態向智能驅動、綠色賦能、融合共生的方向演進。

第六，自主可控的安全性保障。

在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與地緣政治博弈加劇的背景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勢頭明顯上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面臨“斷鏈”“卡鏈”危機，統籌產業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成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命題。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需不斷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形成既深度參與國際分工、又具備戰略主動性的產業安全屏障。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機理

（一）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填補產業技術體系空白和補全產業結構體系短板，鞏固產業體系完整性

第一，深度融合填補產業技術體系空白。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通過提升創新鏈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業化全鏈條的運轉效率，實現技術成果與產業需求精準對接。一方面，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能夠打破創新資源在不同創新主體和創新環節之間的壁壘，實現人才、資金、知識、技術等創新要素在整個創新鏈中的高效流動和合理配置，提升技術創新效率。另一方面，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能夠推動形成需求導向型的研發機制。通過深入了解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針對性地開展科技創新活動，新技術能夠迅速應用于產業生產的各個環節，填補產業發展中的技術空白。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國電投核力創芯（無錫）科技有限公司就半導體產業鏈中晶圓制造領域核心技術及裝備工藝缺失問題，成功突破了氫離子注入技術，有效填補了半導體產業鏈技術體系的結構性缺口。

第二，深度融合補全產業結構體系短板。通過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系統構建以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為基礎支撐、新興產業規模擴張為增長引擎、未來產業前瞻布局為戰略儲備的梯次接續、動態迭代的產業生態，有效補齊新舊動能轉換期的結構性短板。在傳統產業領域，通過推動數字技術、先進制造技術、節能環保技術等在傳統農業、工業和服務業領域的深度融合，不斷夯實和優化傳統產業的產業組織體系、產業功能體系和產業支撐體系，使其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堅實基礎。在新興產業領域，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有助于新興產業在價值鏈上進行延伸和優化：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產品質量和性能，通過產業創新改進生產流程、拓展銷售渠道，擴大新興產業的市場規模。在未來產業領域，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促進新知識、新技術從技術生態位向市場生態位和范式生態位的躍遷，深度變革技術供給范式，為未來產業的孕育奠定重要基石。

（二）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促進產業智能化、綠色化與融合化發展，增強產業體系先進性

第一，智能化。在農業領域，通過引入智能灌溉、無人機植保、農業物聯網、智慧養殖設備等，推動傳統農業向智慧農業轉型。如沈陽禾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通過引入智能化養殖系統，實現了養殖過程的精細化、高效化管理，推動肉雞產業從傳統粗放型養殖向集約化、智能化加速邁進。在工業領域，工業機器人、數字化孿生技術等在生產環節的滲透可大幅提升工業智能化水平。如鞍鋼集團關寶山礦業有限公司運用大數據、云計算、自動控制、在線監測、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實現了從原料處理、生產加工到質量檢測的全流程自動化閉環控制。在服務業領域，云計算、5G、大數據等在餐飲、文化、旅游、醫療等領域的融合催生了數字化服務供給模式。如遼寧移動依托先進信息技術助力省市婦幼保健院建立“云上婦幼”平臺，通過云端醫療服務實現遠程教學培訓、會診指導及雙向轉診服務，有效推動傳統醫療向智慧醫療轉型。

第二，綠色化。從生產端來看，通過可再生能源技術、資源循環利用技術、儲能技術等綠色技術與高耗能、高污染產業深度融合，能夠從源頭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推動產業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方向演進，實現產業發展與生態效益的價值共生。如2024年中糧可口可樂沈陽工廠成功落成分布式光伏電站，預計年減少二氧化碳4 224噸，在降本增效的同時，有效踐行了節能減排。從治理端來看，利用生物傳感器、紅外傳感器、衛星遙感等數字技術，政府環境部門能夠實時監測生態環境數據，精準識別并處理環境污染物，從而實現對生態環境的高效防護。此外，數字化治理通過精準統計企業的節能減排數據，在降低環境監管成本的同時，顯著提升了環境治理的精準性。

第三，融合化。數字技術在實體產業的廣泛嵌入不僅能夠提升實數融合水平，還能夠模糊制造與服務的邊界，促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深度融合。一方面，數字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大幅提高生產崗位的勞動生產率，促使勞動力由低端生產加工崗位轉移至高端服務崗位，通過優化崗位結構促進制造業服務化。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憑借強大的數據分析和智能決策能力，不僅能為企業生產經營決策和解決方案提供技術支持，還能緩解企業采購、生產、倉儲、物流等環節的搜尋和摩擦成本，助力企業更好地開展定制化服務、供應鏈管理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業務活動，有效推動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在更廣領域深度融合。

在智能化、綠色化和融合化的協同并進下，產業體系逐步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躍升，從要素驅動升級為創新驅動，最終演變為極富先進性特征的產業形態。

（三）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提升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水平與抗風險能力，保障產業體系安全性

第一，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化提升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水平。通過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重點破除制約產業發展的關鍵核心技術瓶頸，可以有效降低對外部技術的依賴。在基礎支撐層面，持續的知識積累和技術沉淀不斷完善產業技術儲備體系，保障產業鏈在遭遇外部技術封鎖時仍能維持基礎運行能力。在應用層面，通過增強原始創新能力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能力，逐步實現關鍵設備、核心零部件及基礎材料的本土化替代，以降低產業鏈受制的風險。此外，融合創新機制培育出的跨領域技術集成能力，使產業鏈具備多技術路線的并行開發實力，進一步提升了應對突發性技術斷供的彈性空間。

第二，數字技術賦能提升產業鏈供應鏈抗風險能力。數字技術在產業中的深度滲透能夠提升供應鏈上供需雙方的信息共享與資源共享水平，降低企業的供求協調成本和交易成本，賦予企業以低成本連接更多供應商的能力，驅使供給來源多元化、供需關系穩固化，進而提升供應鏈的抗風險能力。同時，數字技術通過促進信息流、物流、資金流高效協同，確保供應鏈企業能迅速應對各種不確定性，全面提升風險防控能力。數字技術賦能所形成的“監測—預警—處置”閉環管理系統，將傳統被動應對轉化為主動防御，特別是在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的背景下，其能夠快速識別產業鏈供應鏈關鍵節點風險，通過預案啟動、產能調配、物流重構等方式實現應急響應，有效保障產業體系在復雜環境中的持續運轉能力。

綜上所述，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通過填補產業技術體系空白與補全產業結構體系短板，鞏固產業體系完整性；通過促進產業智能化、綠色化與融合化發展，增強產業體系先進性；通過提升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水平和抗風險能力，保障產業體系安全性。同時，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有機聯動：安全性是產業體系運行的先決條件，為完整性和先進性建設提供穩定環境；完整性和先進性通過技術儲備強化與創新迭代，反哺安全屏障的能級提升；先進性與完整性更在產業生態優化中形成技術創新驅動產業結構完善、產業體系完備反促技術突破的正向循環。三者協同并進，最終推動產業體系實現基礎穩固、質效躍升、安全可控的現代化升級（見圖1）。

（一）高質量創新要素供給不足，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基礎支撐力量薄弱

第一，高質量技術供給不足。一是高質量專利產出水平較低。在2012—2017年、2014—2019年兩個5年周期中，美國和日本三方同族專利覆蓋了近95%的技術焦點，以絕對優勢處于全球第一梯隊；德國覆蓋了約71%的技術焦點，處在第二梯隊；我國僅覆蓋了50%左右的技術焦點，處于第三梯隊。二是關鍵核心技術自給率較低。在高端芯片、高檔裝備儀器、航空發動機、核心種源等關鍵核心技術領域，我國進口依存度較高。如在汽車芯片領域，我國汽車芯片的對外依存度高達95%，計算和控制類芯片自給率不足1%。在工業機器人領域，我國伺服電機、減速器國產化率均不足30%。

第二，高層次人才儲備不足。一方面是缺乏高端復合型人才。《2023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55.2%的企業專利權人認為缺少高端專業人才是專利產業化最主要的困難，該比例較上年提高6.5個百分點。復合型人才匱乏導致企業難以對創新成果進行精準的商業價值評估，并制定科學合理的商業化戰略，在技術許可、合作開發等環節也無法進行有效的談判和權益維護。另一方面是缺乏高層次數字科技人才。據阿里研究院與智譜AI聯合發布的《2023全球數字科技發展研究報告》，我國數字科技人才數量為12.8萬人，居全球第一位。但我國數字科技高層次人才僅為0.7萬人，為美國的35%，僅占全球總量的9%。

第三，高質量數據要素供給不足。與傳統生產要素相比，數據要素具有可再生性、正外部性、強滲透性、規模報酬遞增等性質，是實現核心技術攻關與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價值資源。當前，我國仍處于數據要素市場建設的探索起步階段，數據要素流通與共享尚存在諸多限制。一是公共數據開放不充分。我國主要依托電子政務建設和全國一體化政務大數據平臺建設進行公共數據共享，主要公布價格指數、國民經濟核算等數據，開放范圍較小，大量由公共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掌握的數據開放程度不足，難以充分釋放數據紅利。二是數據壟斷現象突出。考慮到核心價值流失風險、數據不對稱訪問的競爭優勢、利益補償等因素，掌握大量數據的大型互聯網平臺企業缺乏交易與共享數據的意愿，以消除競爭為目的的并購、算法共謀和大數據“殺熟”等數據壟斷問題日益加劇，企業獲取和利用數據效率低下。

（二）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突出，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核心驅動力不足

第一，企業尚未成為原創性前沿技術的策源主體。一是企業對基礎研究的重視不足。我國企業的研發投入多集中在創新鏈后端的技術改造和生產制造，在創新鏈前端的基礎研究環節投入偏低，長期以來，企業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比不到5%，遠低于美、日、韓等發達國家23%～36%的水平。二是政府支持企業基礎研究力度不足。雖然目前我國大多數企業可以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等普惠性稅收優惠政策，但這些優惠措施往往主要集中于創新鏈的中后端，對前端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較弱，無法充分支撐企業開展高風險、高投入、長周期的基礎研究。

第二，企業在產學研協同創新中的主體地位不強。一是企業在產學研合作中的決策權不足。目前，企業在創新決策、科研組織等方面的主體地位尚未得到有效落實，在政府牽頭的重大產學研合作項目中，企業在項目設定、路徑實施等方面缺乏足夠話語權，在產學研合作中往往處于邊緣化位置。二是各方主體存在利益訴求分歧。在產學研合作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大多以學術探索為導向，熱衷于原理性模型等基礎理論研究，而企業的發展目標則是快速響應市場變化、開發出能夠投入市場的應用技術或產品，這種實踐性和收益導向與高校及科研院所的頂層理論導向有所背離。三是缺乏長期的產學研合作機制。現有的產學研合作模式一般是由企業提供資金，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人才與技術，合作進行新產品開發或技術研發，大多數合作以短平快項目為導向，不利于形成基于長期利益共享的產學研聯合體。

（三）產業體系效能較低，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協同作用有限

第一，產業同質化趨勢加劇。一是區域產業布局趨同。地方政府為促進招商引資、獲取政策支持而忽視當地資源稟賦與比較優勢，盲目引進和擴張同類產業。對比各省份發布的“十四五”規劃，很多地區將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作為支柱產業，并予以資金偏向性配置。盡管這符合國家戰略方向，但由于缺乏對區域特色的深度挖掘與差異化定位，產業結構趨同現象愈發顯著。二是技術創新路徑趨同。在產業同質化背景下，地方政府與企業往往盲目追隨市場熱點，導致知識儲備和資源配置過度集中于特定領域，跨行業、跨學科的創新融合明顯不足。這種路徑依賴抑制了橫向啟發式創新，如芯片產業若僅聚焦制造環節的技術突破，而忽視與高端材料研發、操作系統開發等關聯領域的協同創新，將難以構建完整的產業生態體系。

第二，產業體系融合水平不高。一是傳統產業與數字經濟融合程度較低。2023年，我國一二三產業的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為10.78%、25.03%和45.63%，農業與工業的數字滲透水平遠低于服務業。在農業領域，由于數字技術、數字人才投入受限以及數字基礎設施薄弱，實數融合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在工業領域，部分企業的現有設備和工藝流程已經高度成熟，企業存在長期路徑依賴與技術慣性，數字化轉型的高轉換成本與生產連續性風險導致企業缺乏實數融合能動性。二是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融合基礎薄弱。2022年，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占服務業比重為42.8%，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比值普遍在70%左右。目前在研發設計、現代物流、現代金融等領域，我國企業普遍存在技術水平低、服務模式傳統等問題，對制造業的賦能作用較弱，導致“兩業”融合方式單一、融合范圍有限。 

（四）科技成果轉化體制機制不健全，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實際成效欠佳

第一，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平臺建設滯后。一是平臺功能單一。許多科技成果轉化平臺功能主要集中在信息發布和查詢等基礎功能上，缺乏對技術評估、項目路演、投融資對接、法律咨詢、知識產權服務等全流程服務的支持，難以滿足科技成果轉化中各主體的多樣化需求。二是信息溝通不暢。目前，多數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平臺尚未建立完備的信息共享機制，不同的高校、科研院所、企業和服務平臺之間信息孤島問題突出。高校和科研院所無法精準捕捉到市場的真實需求，企業也難以及時了解最新的科研成果，導致科研成果的可轉化性不強。

第二，科技成果轉化的金融支持體系功能薄弱。一是銀行信貸配置效率不高。銀行通常對風險較高的科技項目投資持謹慎態度，初創企業和需長期投入的技術轉化項目難以達到銀行授信的資產與現金流門檻。二是風險投資支持力度較弱。我國風險投資起步較晚，專業的投資管理人隊伍培育較為落后，投資團隊更傾向于跟投成熟期與中后期企業，對有潛力的早期創新型企業缺乏投資意愿。三是科技保險功能不完善。現有的科技保險產品保障范圍不夠廣泛，未能有效涵蓋技術失敗、市場風險等特定領域的風險。同時由于科技初創企業往往面臨資金短缺壓力，對科技保險的投保資金有限，加劇了成果轉化風險。

第三，科技成果轉化的考評與激勵機制不健全。一是考評機制存在導向性偏差。盡管近年來我國不斷完善人才評價體系，但科技成果轉化指標在績效評價與職稱晉升體系中的權重依然偏低，從而導致科研人員對科技成果的轉化不夠重視。二是轉化激勵機制尚需完善。現有體系下，科技成果的市場價值難以被準確評估和定價，影響科研人員的收益預期，導致科研人員的轉化積極性不強。此外，科技成果歸屬主要集中于單位，科研人員無法真正享有科技成果的所有權和處置權，現有法律對成果收益分配、產權歸屬的規定缺乏調節空間。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政策建議

（一）筑牢高水平創新要素根基

第一，加大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力度。

一是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集聚各方優勢資源破除技術瓶頸。充分發揮黨和國家在重大科技攻關中的組織者角色，瞄準“解決‘卡脖子’問題”和“搶占未來戰略必爭領域”兩大類關鍵技術攻關清單，精準定位產業斷鏈環節，優化創新資源配置效能，集中力量實施重點技術攻關專項。依托我國政府在采購國防軍工等領域的規模需求優勢，為高端裝備、計算芯片、基礎軟件等關鍵領域產品提供市場支撐。二是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推動國際前沿技術協同攻關。以企業為鏈接全球創新資源的重要樞紐，支持企業與跨國研發中心圍繞關鍵核心技術進行深入合作，鼓勵企業與產業鏈供應商、頭部企業、競爭對手深入互動，深度融入全球創新生態系統與產業分工體系，實現核心技術自主可控與國際創新資源高效配置的有機統一。

第二，加大高端人才培養與引進力度。

一是技術轉移轉化人才。在高校增設一批涵蓋技術、管理、法律、營銷等課程的復合型專業，培育一批跨學科、跨領域的高端復合型人才。加大對高端技術轉移人才的引進力度，通過優化薪酬與福利體系、制定個性化職業發展規劃等措施，吸引國內外優秀人才加入技術轉移隊伍。二是科技領軍人才。建立產業需求牽引的項目制培養機制，推動國家實驗室、科研院所、高校與龍頭企業發揮各自優勢，形成協同育人體系。三是人才發展生態。完善外籍人才居留、科研自主權保障等制度，支持海外人才創新創業載體建設，構建融通本土培育與國際引智的創新生態，持續提升全球高端人才磁吸效應。

第三，提升數據要素供給水平。

一是推動公共數據開放。建立公共機構數據開放清單制度，要求各級公共部門及國有企業定期開展數據資產普查，制定全國統一的數據資源目錄規范；實施分級分類管理，推進跨部門數據標準互認與接口互通；構建數據開放監督評估體系，強化公眾參與和社會監督機制，確保開放流程透明規范。二是激發社會數據流通活力。出臺財稅組合激勵政策，通過數據資產入表等制度創新激活數據要素市場；構建分場景數據流通安全合規框架，完善商業秘密保護與數據確權技術標準；健全數據權益分配機制，探索基于區塊鏈的貢獻度溯源模式，實現數據價值創造與權益保障的精準匹配。

（二）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

第一，充分發揮政府引導作用，提高企業基礎研究投入。

一是加大政府對基礎研究的資助力度。各級政府可設立基礎研究專項基金，鼓勵企業開展高風險、高投入的基礎研究項目。同時建立完善專項基金的項目申報與評審機制，確保資金的合理分配與使用。進一步提升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對基礎研究的專項加計扣除比例，對涉及國家重點領域的創新項目，給予更大力度的減免。二是充分發揮財稅政策的信號傳導作用，形成多元化資助機制。通過政策宣講會和財務咨詢服務等途徑，提高市場投資者對企業基礎研究的認知和投資熱情，著重吸引風險投資、私募基金等長期和耐心資本。

第二，積極構建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創新聯合體。

一是增強企業在合作中的自主權。明確企業在項目中的決策權和管理權，保障企業在技術路線、研發進度和資源使用上具有更多話語權。設立項目動態調整機制，允許企業根據市場反饋和技術進展，靈活調整研發方向。二是彌合企業與高校及科研院所間的利益訴求差異。鼓勵企業在科研立項階段提供全面的需求報告，確保企業需求和戰略目標得到優先考量。在項目各階段設定反饋節點，確保企業能及時更新和調整需求。三是建立長期的產學研合作機制。鼓勵實力較強的科技領軍企業、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與高校及科研院所簽署長期合作協議，以保障合作的穩定性和持續性。

（三）提升產業質效

第一，實施差異化區域產業布局戰略，因地制宜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一是打破地方政府以“增長主義”為導向的政策制定模式。改進“唯GDP論”的地方政府考核機制，推動構建以科技創新、全要素生產率等為導向的功能性產業政策體系，避免因過度依賴以加大優惠政策為導向的招商引資機制而引發的區域同質化、割裂化現狀。定期審查和調整招商政策，根據市場變化和產業發展形勢，優化政策內容。二是基于區位特征、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等，發揮各地比較優勢，培育特色優勢產業。以東北地區為例，可充分發揮其傳統汽車工業基礎扎實的優勢，依托長春、沈陽兩大核心城市汽車產業集群，加速推進傳統燃油車技術迭代與新能源整車制造升級，同步構建氫燃料電池、智能電驅系統等核心零部件產業生態圈；發揮風能、光能儲備豐富的優勢，加快布局風電規模化開發與光伏產業示范項目，打造新能源產業發展高地；依托冰雪生態資源優勢，創新“冰雪+”產業模式，延伸發展賽事經濟、裝備制造、文化創意等衍生鏈條，推動文旅產業向高端化、國際化升級。

第二，提升產業融合水平。

一是提升傳統產業與數字經濟融合水平。在傳統制造業領域，大力推動“數轉智改網聯”，促進數字技術與制造企業組織管理、研發設計、訂單交易、遠程運維等全周期全流程深度融合。在農業領域，提升農業物聯網、地理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在田間管理、牲畜飼養、農機研發、電商銷售等領域的應用水平。二是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高端化發展，提升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融合水平。重點發展信息軟件、研發設計、現代物流、金融服務等細分生產性服務業，加快構建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相匹配的生產性服務業支撐體系。支持生產性服務企業探索數字化與智能化服務，促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在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有機融合。

（四）完善科技成果轉化體制機制

第一，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平臺功能。

一是構建科技成果轉化全鏈條服務體系。瞄準從技術到市場的立項、研發、轉化、市場化等核心環節，建設一站式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平臺，提供創新服務、成果認證、中試生產、融資設計等全流程服務。二是加強信息資源整合，構建互聯互通的信息共享機制。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業和中介服務機構的數據，搭建科技成果轉化信息共享平臺，提供實時更新的科研成果信息和市場需求信息，降低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轉化效率低、質量差的影響。

第二，構建高效的金融支持體系。

一是提升銀行信貸配置效率。鼓勵銀行積極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開發定制化信貸投放系統，在現有信貸評估機制中增加對項目的技術潛力、市場前景、團隊能力等非傳統評估因素的考慮，增強對創新項目的認定能力。二是促進風險投資市場健康發展。定期舉辦市場動態分析、風險評估方法、科技趨勢研判等專題培訓，幫助投資者了解市場潛力與技術優勢。發揮政府引導基金對風險投資的帶動作用，督促參股基金管理機構履行盡職調查義務，篩選出符合國家戰略導向、有硬科技攻關潛力和市場化前景的創新項目。三是豐富面向科技成果轉化的科技保險產品。鼓勵知識產權局、商業保險公司以及重點高校協同開展大數據識別風險和描繪風險畫像的科研項目，積極開發不同發展周期、不同產業特色的保險產品。各地政府使用創新券給予保費兌付補償，堅定企業參與科技成果轉化的信心。

第三，優化科技成果轉化的考評與激勵機制。

一是建立多元化考評指標體系。在科研項目審批、人才評價、職稱晉升中推動構建綜合性的科研績效考評指標體系，淡化論文發表與專利申請等數量層面的指標，對項目質量、轉化績效、經濟與社會價值等賦予更高權重，切實發揮績效考核指揮棒作用。二是深化激勵制度改革。根據科技成果的特性建立動態評估體系，制定定價標準以適應市場變化，確保定價的合理性。利用股權、期權、分紅等激勵措施，建立科研人員與科技成果的利益捆綁機制，激發科研人員成果轉化的內生動力。

（作者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產業組織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